• 2011-08-07

    七月在读

    《安迪·沃霍尔的哲学》:纯粹美国价值的体现。书评下周刊发后贴出来。

    《我们最幸福:北韩人民的幸福生活》:扎实的采写,非常值得一读。

    《杜尚访谈录》:反艺术的人在想什么?

    《诗人》:终于读完的侦探小说。为什么读那么久,因为太创痛的主题,康奈利写得却不够狠。

    《张爱玲私语录》。虽然人们更喜欢名人的大悲剧,但张爱玲确实快乐过。

    《11元的铁道旅行》:温情小书。

    《维基揭秘》:热血书。

  • 一个寻常周末,应先生和芮先生邀请我们几个女孩去家里做饭。

    “如今的小姐们,会做饭是太难得,你们来露一手。”

    那天我做的是子姜烧鸭子,鸭子没烧好,不够软,味道倒是够了。贺菲做了条鱼,卖相、味道都好得不得了。其他人还做了什么,我不太记得了。

    芮先生房间后面临着一条小路,我们跑去照相。我、佳根、佳妮、孔令西、金婷,还有贺菲。芮先生爱照相,后来毕业三年,我们相约回到厦门,再去看望两位先生时,在门廊那儿也照了相。

    爱照相的人,留住最多旧时光。

    应先生是教授,我们是学生。可回想起来,除了在饭桌、茶余聊起的那些零星的话题和讨教之外,我并不曾向应先生系统学习过知识。我们的交往更多是生活上,应先生爱小镇,而英子,则在这对白发苍苍的老人身上付出了倾注了深厚的爱。这是他们的缘分。

    记得有一年,英子执意要陪两位先生去凤凰。电话里她急得慌,大意是说,她必须去,一是答应了的,二是两位老人时间无多,不容晚辈有选择。

    与英子这位忘年小友的结识,是应先生晚年最愉快的事情之一吧。

    应先生家里,来来往往好多年轻人。这些年轻的女孩男孩在这儿短时停留,之后就一飞不回头。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是这些人中的一个。

    04年,我到广州实习时曾给应先生写邮件。那时应先生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大学(?不确定)讲学。那封邮件是我们在见面之外唯一的一次“通信”。

    09年年底,我做部门年鉴的阅读板块,其中有一本英若成的《水流云在》需要约书评。征求了英子的意见后,我给应先生打了电话。先生当时说要权衡一下,但隔天听英子说先生生病入院。从那以后,先生的身体就大不如前了。

    想到这些,我只觉得时光在一点一点拿走我们的拥有。

    如今来看,那封邮件中记录的点滴,都是那么真实地发生过、被记录下的印迹。那时的我、那时的先生,都属于那时,聊作纪念吧。

    应先生:
    您好!
    好久没见到您了,近来好吗?芮老师前几天告诉了我您的邮箱地址,所以才有机会问候您。
    我刚从广州回来,这4个月一直在媒体实习,收获很大。先是在《南方日报》,后 来到了《新周刊》杂志社。我学到了很多东西,特别实际的操作能力增强了很多。
    剧组的伙伴们现在都有了各自的选择,陈浩在北大学习,彦龙和高歌都保了我们系的研究生,佳根回家了,办理假肢的咨询和准备上诉,10号回厦门。大家的生活都在继续着。
    您好吗?听芮老师说,马来西亚很热很热,您还习惯吗?希望您一切平安。
    郭爽 2004.11.5

  • 2011-07-06

    半夜

    连写两篇专栏,那些在我过往生命中经过的男男女女,风驰电掣不能回头。

  • 2011-06-12

    再见,香港

    第一次去香港是2006年3月。火车过罗湖后,沿途的风景都好新鲜。上水、粉岭、太和,南方草木郁郁葱葱,塑胶操场整洁如新、白色或黄色的教会学校沿线分布。再过大学、火炭、沙田,站台上的人影匆匆闪过,穿着校服的中学女生抱着书,白色袜子包住小腿。繁体字闯进眼帘,竖排、横排,代表着一个没有变过字体的世界。

    转眼五年就过去。五年间,去香港的次数已记不清,褪去最初的新鲜后,香港的荣光似乎也在一点点消逝。我曾与友人说过这种感受上的变化,香港人会说,是的,香港越变越差;内地人多数认为是我自己的感觉而已。在这种情况下,“香港变了没有”就成了一个无法讨论的伪命题。

    上个月底我又因工作再度赴港,早晨9点多的光景,出酒店吃早餐。酒店出去即是弥敦道,我站在一个交叉路口等红绿灯,突然起风,一坨软绵绵的东西打到脸上。这是《打擂台》里说的木棉飞絮,在高楼大厦的间隙里,如此的植物细节扑面而来,柔软又厚重的质感让我有些愕然。红绿灯快速而有节奏的“笃笃笃”提醒音响起,我快步走过马路,却忍不住一直回头看那远处的木棉树。晨光薄暮里,红色的花朵掉落未尽,绿色的叶片刚刚抽出,那棵陌生的植物却跟我如此亲近。

    看过《打擂台》的人会知道,这是一出向老港片致敬的电影,故事、人物、造型甚至一招一式,都有浓浓怀旧味。对如今以“中环价值观”为主流的香港来说,膜拜的是中环精英和李嘉诚,而不是片子里的老古板们。《打擂台》的怀念属于草根,武馆与村屋,腊鸭与拳脚,光阴不复转,人首皆苍苍。

    随着回归十周年“集体回忆”浪潮的过去,港人开始审视这回忆中的成分和价值。20世纪70-80年代,被认为是香港的黄金时代,经济空前繁荣,政治一片太平,香港活得前所未有的自信。这种自信滋养了本土文化的成长,造就了一批如今仍是中流砥柱的传奇人物。吕大乐、陈冠中,都为这一代人做过研究、记录,社会学视角的介入,阶层分析与历史解析,让这一代人走一步即有一个印记。

    如果说吕大乐、陈冠中写的是“正史”,那么邓小宇的书就是最美丽的补足。《穿Kenzo的女人》、《吃罗宋餐的日子》、《女人就是女人》,三本书可以说是邓小宇的“香港三部曲”,诉尽香港中产、文艺人士的心声。《穿Kenzo的女人》、《女人就是女人》都是写于七八十年代的旧作,里面的人物和故事绚烂、精彩至极,是一代宠儿的风流佳话。对照之下,《吃罗宋餐的日子》则记录下了这些人物的近况,老了,这是不能避免的事实;但同时,他们引以为傲的文化圈子和氛围也溃散了。怀念只是因为已经物是人非。

    在对香港的解读上,邓小宇是在港产片之外让我有最多收获的作者。他所代表的香港一代雅皮,强调品位但不乏势利的态度,是港人最生动的记录之一。在读《女人就是女人》时,看到新闻说,诺曼·福斯特拿到了外滩-18的项目,这是去年轰动的西九方案后,福斯特在中国的又一出击。另外,如果不出意外的话,中国美术馆的新馆,也将由这位设计师来建造。香港从政治、经济到文化脉象,都已被纳入中国式发展模式当中。如果这不是荣光的消失,那又是什么呢?

    在合上书后,我也明白,对香港的阅读和养分的吸取,已彻底结束。

    图为吴冠中画作《香港道》。

  • 我们每一个人,应该都想过,像李香兰一样,为成长的地方留些记忆吧。毕竟,就在我们长大的这二十几年内,城市崛起,乡村消弭,我们所熟知的一切都渐渐不复存在了。而我们,又赶上了人口转移的新一轮大潮,离开家乡,在外求存,周而复始。

    看李香兰的漫画作品《上·下禾峯》之前,我看了记者写的香港独立漫画的稿子,当时就为李香兰记述的那些故事和风物所感动。李香兰绘制村民的故事,其中有“河粉佬”、“河粉婆”与一棵木棉树的故事。

    一棵树,激发了李香兰记录禾輋村故事的冲动。她说,进村的大路上本来有一株木棉树,三层楼高,树龄49岁。以往这个时节,红色的木棉飞絮,十分漂亮,“每当木棉花掉落在地,我就追着木棉花来捡,妈妈在身边,就会教我,种子跌落在地可以播种,如果结籽的,捡起来就可以做成枕头。这种生活很开心啊。”但几年前,收地发展,要把这棵树砍掉,变成了工地。“当时树胶流出来,就像流血一样,看得很心酸。现在走过这条路,已经没有这种感觉了。”

    村里有个习惯,喜欢用大家的职业来起外号,譬如织鸡笼的就叫做“鸡笼佬”,做河粉的叫“河粉佬”,而木棉树正是“河粉佬”刘生与“河粉婆”刘太种植的心血。《上·下禾輋》里有一幅图,描绘了刘生刘太两人双手环抱木棉,两条唐狗在旁守候的情景。李香兰说,每逢看到这幅图,就会感到很幸福。“我采访刘生刘太时,跟着他们去放狗,很容易就融入他们的家庭生活。但是木棉被砍后,他们与两只爱犬搬离旧屋,住在背对木棉的山脚小屋里。前不久,刘太也病逝了。”李香兰说。

    看到这些的时候,很感动,可是当我完整看完《上·下禾峯》后,感触却更深。村落中每一张面孔和背后的故事,都被刻画得生动、清晰。李香兰在记述中融入了自己对这块生于斯、长于斯的土地的感情。而在她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完成这本书后,不仅与村民变得熟络,也让她坚定自己要继续在这个村落生活下去的信心。她对村落的关怀是具体而细致的,比如直接说——应该关心留下来的老人。这是外来看热闹的人,永远不可能说出的话。

    我羡慕所有能守住自己的土地不离开的人。就像有信仰(包括相信进化论)的人,不会执著于追问“人类是从哪里来的”一样,守着土地的人,不用追问“我的家乡在哪里”。而一家一户、有山有水有鸟鸣、猫狗任意走的家园,也是人与土地最自然的关系。

    李香兰说到,村中有人“上楼”的,是指那些离开村屋,搬去住公屋的人。虽然在一座城市里,这也是一种告别了。

   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,我给信报写的“广州观察”中,曾两次写到拆迁回迁后的猎德村。一次是写猎德的龙舟,广州的村落都有端午赛龙舟的习俗,集体回迁入住珠江新城CBD的猎德村民,依然保存了这一习俗。第二次是写村民如何想把房子出租,但村民的生活习惯却与周围的高档住宅小区格格不入,导致难租。在看了李香兰的书后,突然能理解猎德人的“守旧”了,也庆幸他们有“旧”可守。

    现代以降,知识分子就视农村为“弊”,以多种试图对其进行改造,所谓造就新民。这种一厢情愿的改造,在遭遇因一贯缺乏话语权而没有话语自信的农民时,变得更加单向。混合了复杂的农村伦理和政治管束,让这些改造计划都成了半途而废的表演。

    李香兰的样本,让我再度肯定农村自身的能力。也让我更加确定,我对农村的一无所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