• 2010-11-29

    《巨流河》

    去成都和回广州的路上,读完了齐邦媛的《巨流河》。这本书于我,已不能三言两语就说清楚,它的深度和广度,记录下的大时代中人的命运和终极问题的叩问、20世纪中国人所遭受的心灵和肉体的流离和伤痛、国破家亡仍以理想报国投诚的纯洁与高贵,与这个时代是那么那么的不同。齐邦媛深厚的中西文修养和学识、眼界与经历,让这本书字字可贵、句句耐读。“如此悲伤,如此愉悦,如此独特。”写再多,能不能表达出对这本书的敬意,只是记录一点自己的心得吧。

    读《巨流河》的过程中,数度落泪。这是我暌违已久的阅读经验,甚至有些段落,竟读到泣不能止。周云蓬说,年纪大了,就想写些跟自己的血脉所牵连的东西。20世纪的动荡和战争,是所有人祖辈、父辈的共同记忆,他们在那些炮声中残存下来,经历了可怕的60年代,等终于可以挺直腰板时,都已白头。这些在血液里流淌着的民族记忆,并没有多少人真正写出,敢于写出。

    《巨流河》是一本口述的个人回忆录。齐邦媛生于辽宁铁岭,祖父是张作霖部将,父亲少年时就考取官费赴日、德留学,在莱茵河畔思考着哲学的终极问题,是标准的精英。但这么一个读书人,如何会卷入政治的漩涡,终其一生为中国的前途和东北的明天奋斗,并在晚年时因抗议蒋介石以电费升价之名扩充军费,而被蒋介石愤而开除党籍?就像我们的爷爷辈一样,那代人被时代裹挟着往前冲,分不清什么是自主的选择,什么是天意,什么是噩运。齐邦媛一路写下去,童年记忆里的辽宁和父亲在东北开展的地下抗日活动,民国成立后举家搬迁南京后那仅有的一点安定日子,抗战爆发后在重庆度过的可贵的中学岁月,随后是大学时代,师从朱光潜、吴宓的理想岁月。可以说,齐邦媛的每一格人生,都充满了荣耀和被历史铭记的人名,但她在回忆这一切的时候,是那么的克制、低回、谦恭。对那些曾以恶毒之言伤害她的人,她也淡淡写过,再见之时也全然没有记恨。

    这是怎样一颗心,才能如此纯粹。

    在书的后记里,王德威写,如今讲起抗战,大概新一代的人,都只知道《色戒》那样的阴郁邪恶的故事,对《巨流河》中写到的张大飞、齐世英、朱光潜、钱穆这样的磊落又单纯的人格,如今怕是要被讥作呆子、傻子、天方夜谭吧。但我真诚地相信,他们是生生地活在这世上过。

    读整本书的过程中,我不断地想,这才是中国的文人该写的书啊!就像读鹿桥《未央歌》,那些在抗战的炮火中却飞扬着的青春,完完全全的投入和真真正正的抒情,才叫赤子吧。用一生去相信文学的力量、教育的力量,身体力行去改革台湾的教科书、译介台湾文学作品、教书育人、读到《西风颂》时在课堂上振臂挥舞。只有心生得单纯,才能活得痛快。

    书的前半段让我这个历史书读得极少的人,补全了不少现代史的知识。而后半段,齐邦媛讲述从台大开始一生的教学生涯时,简直是一个“黄金书单”,她开设的英国文学史和高级英文课程,用到的书、对作品的分析,实在是珍贵的材料。

    种种感受,不能一一尽述。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看到这本好书。

  • 2010-11-21

    最近读的书

    In Cold Blood,Trunman Capote

    天才型作者给人的感受往往是当头一棒或者心口上的一刀。《冷血》是卡波特才华的全面诠释,就像九把刀的那句话说的,“他用灵魂跟魔鬼交换了这个故事”。

    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,卡波特与杀人犯,即故事主角Perry结成了朋友,当Perry不断要求他帮忙去找律师上诉后,卡波特撒谎了,他祷告,希望这个案件了结,Perry被判死刑,这样他的书就可以终结。

    后来他如愿以偿,但是不能再写作。据闻,在他一部未完成的手稿的扉页上写着这么一句话——让人类心碎的,不是那些没有实现的祷告,而是那些实现了的。

    《好人难寻》,弗兰纳里·奥·康纳

    读这本书时,我时时都在懊悔——太晚读奥康纳了!邪恶的奥康纳,阴暗的奥康纳,狂热的奥康纳,宗教痴迷者及反宗教者奥康纳。这个集子里的每一篇都可以说是惊世之作,最喜欢的是《好运降临》。

    恨相遇得太晚,不过回过头想,若太早遇上,应该是读不出其中的况味。奥康纳的小说是写给被人生折磨过,心碎过,为信仰癫狂过绝望过的事后的人看的。因为实在太喜欢,还去Page One试图买英文版,但没有,只好买了一本Miloton Grance编的50 Great short stories,里面收有奥康纳作品。

    下面的不逐一贴封面图了。

    《近距离:怀俄明故事》,安妮·普鲁

    《断背山》大热的时候,看过原文,中英都看了。现在再看这本短篇集,还是有好的地方,不过不是我那杯茶。万方写的序实在太太太差了,她也许是很喜欢安妮·普鲁,可是她的序完全不能吸引人去读安妮·普鲁。

    《三体1》,刘慈欣

    这个不用说了,大牛之作。非科幻迷的竟然熬夜看了。

    《阅读的故事》,唐诺

    原来啰嗦是可以传染的,唐诺的文字精细、功底深厚,啰啰嗦嗦倒也成了一种风格,跟朱天文、朱天心一脉相承。

    《万古江河》,许倬云

    好书,一部中国通史,文字像口语一般浅白,把中国历史跟同时期世界范围内的大事一起说,视野开阔很有启迪。

    《命名日本》,汤桢兆

    汤桢兆的文字基本上很涩,信息量还可以的,其中说到美容系杂志,比如Bea‘s UP等的兴起,意味着化妆流作为一个新的类别人群成型,有工业背景,有人群心态,这个说法比较有意思。

    《城门开》,北岛

    在微博上说过了,抒情不停、自恋不停,不回到源头和土地,北岛就永远无法突破。现在他已经进入了一个死循环中。

    《黑笑小说》,东野圭吾

    可以用来塞时间缝隙的一本小集子,有趣,但也不非常有趣那种。

    《失焦》,罗伯特·卡帕

    罗伯特·卡帕的文字妙不可言,他的行为方式和经历更让人瞠目结舌。不知道这本回忆录里,真实的比例有多少,但在那样的特殊年代,战地摄影师的故事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性。看的是台版,竖排读起来很慢,但文字真的很有趣。

    The Fall of Pagoda, 张爱玲

    宋以朗送的书,读了第一章,很吃力,没有读下去,应该不会再读。虽然人人都说张爱玲的英文跟中文一样好,可是,光是那些中文式的英文名字,就已经够呛。

    这些是已经读完了的,还有大量待读,读完再上来记。

  • 这一次,我决定回家。

    1980年,我17岁,离开老家金城去北京读书,然后工作至今。30年来,每逢春节我还是回金城的,每次都和几个小时候的朋友吃喝玩乐;他们仍然生活在这里,有的依然在小城里的工厂当工人,有的已经下岗。

    金城是东北的一个小镇,以造纸厂为中心,生活着几千名工人和他们的家属以及附近的农民。1950年代的中国,工人阶级领导一切,工厂宏伟高大,几十米的烟囱浓烟滚滚,汽笛声响,上下班的工人人潮汹涌,家属们就住在附近的低矮平房里。当时的平房是成片的,北边的一片叫北宅,东边的叫东宅,南边的叫南宅,几片住宅间有农田、河沟相隔,小时侯这里是一帮伙伴调皮捣蛋的乐园。慢慢的住宅间的农田河沟被楼房填满了,慢慢的国营转制,工厂再也不热闹了,厂房几乎被新盖的楼房淹没,就象眼看着一支军队全部变成了后勤人员,前方打仗已经没有了战士。

    城市化进程使我们坐火车看到的田野越来越少,一片一片楼房相连。我们忽然发现所有的城市都是一个样子,街上走的都是后勤人员,都是买卖人,工人阶级被淹没了,我们忽然发现我们都是城里人,我们的故乡都被楼房盘踞,我们都是没有故乡的城里人。现在,小时侯的朋友都胖了,当年,为了考上美术院校,我画过他们;30年过去了,我再一次画他们,趁着现在他们还没全部下岗。

    我们都曾经是雇农、贫农、富农、地主,我们都曾经是无产阶级,工人阶级,工农子弟兵。
    今天,我们向前大步走,我们将全部变成有产阶级,至少我们拥有水泥和砖头。

    刘小东
    2010年8月6日

  •  【编辑心水】

        1960年代,黄奇仁从香港警察训练学校毕业后,进入油麻地警署做见习督察。油麻地时属油尖(尖沙咀)区,是全港九交通最繁忙的警区,人多嘈杂,小贩遍地开花阻碍行人安全,“小贩阻街”由此被设为罪项。黄奇仁那时逢出更必有“猪笼车”,见到小贩便拉上“猪笼车”带回警署。好些年后,黄奇仁到英国受训,有英国警员问他多久出去拉一次人,他答“每天拉七十人”。英国人不相信,说骗他。

    在黄奇仁的回忆录《警官手记:六十年代香港警队的日子》(三联书店香港,20087月版)里,比拉小贩荒诞得多、有趣得多的事比比皆是。比如夜更“坐堂”(在报案室工作)时,不少舞女会在打烊后来警署闲谈,甚至还买来生果慰劳警察,“她们没有任何要求,只求有人与她们谈话散心便感惬意”。出身富裕家庭、接受良好教育、在毕马威当了五年会计师的黄奇仁,对这样的生活大感新奇。这还不算,“到捕房闲谈的人,有男有女,有舞女亦有学者……与这些人交谈并不完全是无聊的”。

    在这样的新奇中,这位香港警界的传奇人物开始了他的警官生涯,去公厕里抓“道友”(瘾君子)、咸湿佬,清查“字花”档、到舞厅查牌、收拾醉酒的美国水兵……在黄奇仁的记述中,我们才知道,当时香港市民嫖妓时若被警察抓了,这市民必须抬着妓寨的床板回警署,作为案件中的证据,俗称“托床板”。

    随着香港经济的飞速增加,黄奇仁从油麻地警署进入防暴队受训,再到英国受训,一步步升上全港警务处处长副官,这时,反贪污也开始成为他的新任务。在这部个人史中,60年代香港警界乃至整个香港社会的风貌呈现得格外生动。殖民管制时代的洋人、香港人、印度人的阶层地位,政、商、警、匪各界的职属性能纤毫毕现,而警署内部,沙展、师爷、学警、线人、关二哥的分布又是那么错综复杂。

    这是60年代,进入70年代,不甘心永远处于夹缝——中英夹缝中的香港,开始形成本土性格和文化话语。吕大乐语,“一群土生土长、年轻的香港人正在打造新香港。……理直气壮地、毫无歉意地从香港的角度去看香港的人和事”。这时,黄奇仁的故事落幕,钱玛莉的故事登场。

    钱玛莉,《号外》创始人邓小宇笔下的中环精英,崇尚钞票有多少之别、品味有高下之分的“中环价值观”,“港女”的终极代表。在《穿Kenzo的女人》(三联书店香港,20101月版)中,钱玛莉从70年代一路欢歌进入80年代,纵横职场情场彻底拜物。情爱故事中,暗藏着70年代“香港城市文化翻天覆地的区隔历程,产生TVB代表的街坊普罗和《号外》代表的中环宇宙”(马家辉语)。

    钱玛莉是虚构人物,但其投射的港人心态,经由其爱情、婚姻的选择却表现得格外深刻。临近“九七”,钱玛莉的朋友Jan说:“现在我真是要全心全意找老公了,澳洲人又好,丹麦人又好,巴西人又好,只要不是香港公民,我什么都肯嫁,走咗先算。”而钱玛莉则想,“Landmark那些商店会变成怎样?会不会通通都变成友谊商店?”

    而如果钱玛莉那时听广播,肯定会对香港电台的节目《铿锵集》里,引起强烈反响、讲述内地儿童偷渡来港的《小人蛇》有所印象。他们都一起在想,香港,你究竟会怎样?这时翻开《一起广播的日子:香港电台八十年》(明报出版社,20097月版),可看到另一段传奇。